《吴敬琏传》读后感(精选多篇)

《吴敬琏传》读后感

的确有点不可思议，20来岁了，看一本传记书罕见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写个书评、读后感，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必读感，说得严重点，是一种使命感，作为90后，社会上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个人这么多年的经历充满了机会和挫折倒是真的，虽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说有得那就有失，确切说是失落，思想上的——没有一种对社会思考得出来的完整体系感，非常强烈，甚至痛苦。

没有想到，一本2014年初偶然得到的《吴敬琏传》竟然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由此解开了我苦读多本关于国情的经济学读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问题。

一个驱使我产生必读感的背景在读《吴敬琏传》中逐步拉开了大幕——吴老是我的爷爷辈，父亲和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他也通过自己的颠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复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给了我们。

吴老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透过他的跌宕人生，我对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变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惊险，唏嘘，快乐，痛苦，戏谑等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是有其内在脉搏的。

我想，这也正如作者吴晓波在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所说：“其实我很早想要写这本书，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吴老这个人本身的标志性很强。”是的，吴老作为一个学者，政府高参的个人身份看似很专业、很学术，与我们百姓缘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改良主义家庭背景，实业家的母亲影响，周折人生与平静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个普通人会随着他的“口述史”而辗转于华夏大地、古往今来，尤其是充满了苦涩辛酸艰苦奋斗的建国后的岁月。

如果说建国前的吴敬琏是个热血激进青年，建国后60年他充满了思考、学习、挑战、挣扎与拼搏。我在18岁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不关心国是的封闭的学生，人性的善恶，社会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现。这时，吴老在用他的学识、智慧、经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大师，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吴老经历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争鸣（从1964年到2014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历史论战）的时候，我为之感到惊心动魄，久久难以释怀，那是一种何等的素养和情怀——不仅是学识就能负担得起；

读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专着，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我为之感到激动，那是一种何等的躬耕不辍，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和“间谍门事件”，他不被干扰，坚守信念，继续工作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当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国家而奔忙。我们也有无奈，要解决自己的住房和事业。可是，与吴老相比，我们晚辈只有说：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正如您所说的：历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们更要效仿吴老之独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这是否是作为当代人的阅读收获和启发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抚卷沉思不已并对接下来要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着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计划，这真是一件惊喜之事！尤其是，我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认识得更加清晰，对未来的中国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二篇：读吴敬琏文章有感

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14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

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最近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的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或者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换成了自己的，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的少。本来是很好的设想，因为一哄而上，最后产业出问题了，光伏产业 ……此处隐藏5348个字……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

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

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顾我大学毕业后五十多年的经历，我感到，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我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因。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师长的指点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抛弃理想，又不抛弃求知欲望而感到庆幸。今天分享我的这些转折和求索的经历，惟希望同学们能够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同学们即将走出清华，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你们所要面临的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变数。这是你们今天在毕业这个人生的关节时点上，应该有所预期和有所准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那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由于改革前

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日本等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更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一些大企业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都使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包括这些东亚国家后来的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的话，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解决。如果说中国至今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这一转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都没有现成答案可以依循。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难题，也正是摆在同学们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课题。

可以预计，在座诸君未来的行程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你们肩上的担子也不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轻松。我希望同学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一定不要懈怠观望，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要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

最后，我想祝愿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们在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兴盛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五篇：吴敬琏：中国经济今年非常困难 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吴敬琏：中国经济今年非常困难 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2014年02月11日 00:40

来源：中国证券报

针对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转换，吴敬琏认为，地方政府目前都在执行宏观调控，如何转型涉及到许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角色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很困难。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因为积累了十多年的问题要梳理和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决定》的贯彻问题和过去体制不顺所积累的问题，应提出一些更实在有效的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0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争论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思维，如果央行大量印发钞票，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吴敬琏指出，推进改革非常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300多项改革，这需要各个部门抓住要点，相互促进而非牵制，使得制定出来的方案能更好地运转。

针对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转换，吴敬琏认为，地方政府目前都在执行宏观调控，如何转型涉及到许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角色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很困难。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因为积累了十多年的问题要梳理和解决。现在要解决的是《决定》的贯彻问题和过去体制不顺所积累的问题，应提出一些更实在有效的措施。

对于国企改革问题，吴敬琏认为，需要注意对将死企业的处理，相当大一批负债率非常高的国企仍靠补贴生存。另外，从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层面，国企和民企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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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